每当我们走进苏州BioBAY时，在园区中央显著的位置能看到以年轻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为头像来设计的冷泉港亚洲DNA学习中心，它勾连起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与苏州当年发生的点滴故事。 今天，冷泉港亚洲业已20岁，沃森（1928.4.6-2025.11.6）已离世整一年，但他带来的影响力从美国到中国仍在持续。 沃森等人在冷泉港亚洲DNA学习中心的合影，图片来自苏州工业园区 撰文 | 叶水送、周晨 沃森让冷泉港实验室重获新生 在与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后，沃森在社会和学术界的名声大振，哈佛大学急忙送来聘书，沃森也不负众望积极推进改革，尽管动作有些大，引起不小争议，但他将哈佛大学生物学推向了分子生物学前沿。当哈佛大学对这位改革者感到厌烦后，这时候陷入困境的冷泉港实验室也急需一位有魄力的改革者，沃森于是想在这里重启自己的事业。1968年，冷泉港实验室主任凯恩斯因无法解决财政问题而辞职。作为冷泉港的董事之一，沃森此前一直关心着实验室的处境，于是向董事会递交了一份实验室发展计划，不久后便接手了冷泉港实验室的主任职务，面临着重振实验室的重任。 沃森加入冷泉港实验室的消息引发了轩然大波，许多人普遍认为这是不明智之举。沃森在哈佛大学的老对手、研究蚂蚁的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曾嘲笑沃森说：“我可不希望他去卖汽水（指从事不景气的事业）。” 沃森为何会接手这个“烂摊子”？就情怀来说，沃森与冷泉港实验室结缘多年，他对于冷泉港这块土地有着很深的感情。1968年3月，沃森曾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当记者询问他接管冷泉港的动机时，沃森给出的答案却非常简单：“我不愿意看到冷泉港实验室消失”。这种侠义和责任感深深植根于沃森内心。 [1] 另一个原因在于，对沃森而言，冷泉港实验室虽然陷入困境，却也是实现雄心抱负的理想舞台。当时他年仅40岁，对分子生物学充满热情，但在哈佛大学推广分子生物学却并不顺利，于是将目光转向冷泉港实验室。彼时沃森的个人影响力也为冷泉港复兴提供了宝贵的机遇。1962年，沃森因“发现核酸分子结构及其在生物信息传递中的作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声名鹊起。这种声誉对于急需重振的冷泉港实验室而言，具有巨大吸引力。虽然实验室在地位和资源方面不及哈佛大学，但它却为沃森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和权力，让他能追寻崭新的理想。 起初，沃森还保留了哈佛大学的教职工作，冷泉港实验室主任的角色还只是兼任，但近十年的发展让实验室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成为世界领先的生物科研机构。1976年，为了更好地引领实验室的发展，沃森决定辞去哈佛大学职务，全职担任冷泉港实验室主任。在沃森执掌实验室之初，财政问题成了他引领实验室腾飞的第一场考验。沃森一上任后便迅速投入了应对冷泉港实验室的财政困境的行动之中。失去了 卡内基研究所 的资金支持，冷泉港实验室的财政一直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除非每年能够给这个实验室筹募100万美元的资金，不然我肯定会失败”，沃森接管之初对财政危机深感焦虑。怎么募到这么多钱，把沃森弄得也是焦头烂额，不过很快他就确定了几个方向：董事会、社区富豪、政府投资。 首先，沃森决定与董事会握手言和，争取稳定的资金支持。冷泉港缺乏像哈佛那样的校董会背书，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实验室。在沃森的坚持下，董事会主席本特利·格拉斯（Bentley Glass）答应与附属机构协商每年为冷泉港实验室提供42000美元。但沃森也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他需要让出一部分人员调配和安排的权力给董事会。 其次，沃森把目光投向了附近的财团富豪。在1968年的年度报告中，沃森表示迫切需要赞助，“实验室急需一位真正的赞助人……当然，我梦想着很快就会有一位天使出现，让我至少在一个月内摆脱任何严重的（经济）担忧。” [2] 这番带有祈求的言论果真给沃森带来了好运。没过多久，一个名为查尔斯·萨米斯·罗伯逊（Charles Sammis Robertson）的慈善家成了冷泉港实验室的“捐赠大王”。 罗伯逊的外表十分俊朗，起初凭借投资活动积累了一些资产，娶了玛丽后更是一跃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巨富。因为他的妻子是美国最大零售商A&P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乔治·亨廷顿·哈特福德（George Huntington Hartford）的孙女。哈特福德健在的时候，曾设立了一个信托基金，让孙辈们分享财富。信托被解散后，A&P股票被分配给了哈特福德的亲属们，玛丽获得了10%的股票，价值不菲。 [3] 夫妇二人非常热衷于慈善事业，早在1961年，罗伯逊向母校普林斯顿大学捐赠过3500万美元，这笔巨额捐赠在当时引发了一阵轰动。作为冷泉港周边的富豪，罗伯逊夫妇自1936年在冷泉港定居后便一直关注着实验室的发展。1972年，玛丽的去世让罗伯逊对于处理遗产有了更深刻的想法。他想将自